《囚》出版一年．帶來的啟示．作者有感

《囚》，這書始寫於2006年6月4日，時為六四十七週年。

當天，有感而發，是因為當天幾個電台節目高官們、主持們，都以經濟論來說六四鎮壓。

因此，我開始了這故事，一直寫到了08年初。

本書於09年7月經已出版，已經一年了。

寫此書時，公民黨與社民連兩黨還未誕生，再到書寫完的時候，08年立法會還未選舉，卻恰恰我寫的東西，發生在這兩個政黨組織上。

這是使我自豪的事，我竟當了政治預言家，至今書中的故事還不斷上演、重演。

反過來說，《囚》一書說明了我並不是有先見之明，只是社會根本沒有進步。可憐。

此書宗旨，是在批評一些操縱權力的人。他們有財有勢，掌握了傳媒操縱了話語霸權，有特首選舉權，有立法會的控制權。

就是因為他們什麼也有了，作為一個稍為讀過一兩本書的我，根本沒理由再為他們作任何辯護，更枉論要我為他們說什麼歌功頌德的話。

反之，一些為無財無勢無權的人發聲的人、政黨，我必需加以支持，而不是附和權力者去打壓他們，因為無論他們使用什麼手段，也有其充分理由。即使某些行為是 可能違法的公民抗命，自有法律去裁決他們，我看到他們亦早已準備好了受制裁。

這宗旨正是村上春樹的比喻「雞蛋與高牆」，而我也是永遠站在雞蛋的一方。

言而，香港社會重利拜金，自八九六四後，種種層出不窮的GDP貢獻論，無視建立公義，只在不斷製造階級分化，製造社群撕裂，還口口聲聲要共同創造和諧社 會，那簡直是無恥的謊言。

馬丁路德．金︰「一個和諧的社會，不是爭議的消失，而是公義得到彰顯。」